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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我们身处的文化

长久以来未曾遭受质疑的事物会戴上正义的面具;揭开面具时必将掀起一波保卫传统的可怕呼声,但这种喧嚣很快就会平息。时间比理论更能让人转变观念。1

——托马斯·潘恩,《常识》,1776

迪斯尼公主、爱情喜剧、两人同行才可享受的优惠、给已婚伴侣的税收减免——我们生活在一个单偶制的世界里,或者至少是一个维持着单偶制假象的世界里。如果没能实现理想的单偶制生活,那将通常被描述为,嗯,失败。一些观念,以及支持这些观念的制度,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不被质疑。即使这些观念其实算是相对比较晚近的思想,我们也很难想象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有不同想法的时代是什么样子。

年轻的东德人可能很难理解,父母和祖父母生活在共产主义时代的观念看法。要理解一种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可能要困难得多。无论是否实行单偶制,自由的西方人可能仍然会对其他地方实行的非单偶制感到恐惧:在南部非洲,一些祖鲁人,如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是一夫多妻者(polygynists);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男人最多可以娶四个妻子;或者在美国,一些原教旨主义摩门教徒娶“姊妹妻(sister wives)”,尽管没有得到国家认可。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环境的产物。这些环境可能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可能完全是我们的文化造成的,但它们会给人一种不可改变、难以抗拒的感觉。*它们造就了我们。*因此,正如梅格-约翰·巴克所说,与我们一起成长和生活的事物构成了我们的现实结构。

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都是“社会建构”;我们的身体能感受到它,它无比真实,因为这是我们来到的世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它已经写进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例如,性别刻板印象显然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你知道身为女性意味着这样,身为男性意味着那样。但因为我们在其中浸淫已久,因为我们把这些行为重复了无数次,所以会感觉它们非常真实。我认为单偶制和浪漫爱情也是如此。这些文化脚本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中,所以我们很难摆脱它们。很多时候,即使我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它们仍然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

不仅社会真空中不会发生任何事情,而且长期以来由一种空气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是单偶制和婚姻制度的氧气。正如治疗师、作家兼广播员埃斯特·佩雷尔(Esther Perel)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所说,我们呼吸的关系空气“是多重叙事的集合体。它属于身处其中的人,也属于支持它、生活在它周围的人:家人、朋友、社区。我曾经说过,当你选择了一个伴侣,你就选择了一个故事,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在一出你从未试演过的剧中。”2

佩雷尔在这里并没有明确质疑单偶制,尽管她可以这样做;她实际上在谈论可能引发摩擦的那些价值观——例如,人们是将婚姻视为两个的结合,还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我们被赋予的剧本几乎都是以单偶制为核心,在这个意义上,她说得挺对的。你可以选择任何口味,只要它是香草味3

挑战正统观念本来就很难。我们经常会寻找证据来支持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在文化层面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实际证据,一厢情愿甚至神奇的想法往往会填补空白。18 世纪和 19 世纪,科学种族主义兴起,因为,要是想窃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的财物(以及他们的国家),有什么比“科学地”证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人一等更好的办法呢?同样,经济学也成为了一门“科学”,一种“证明”自由市场是解决几乎所有问题之答案的学科,就像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它通常会“证明”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是唯一正确的途径一样。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人类还掠夺自然界,将其作为其他物种也实行单偶制的例子,拿来验证我们的浪漫理想,却不管实际上证据并不充分。

历史往往教导我们,要藏身于错误的多数人之中,而非做一个正确的少数,尤其是在道德问题上,不然就难以保全自己的血肉,甚至生命。所有让现代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民权和人权斗争,都是来之不易的,而且许多斗争仍在进行中。关于合意非单偶制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在撰写本文时,社会对非单偶制的态度普遍非常消极,不过在过去几年中,如果加上“同意的”这一修饰词,一些方面的态度就会明显缓和。奇怪的是,“人类会发生出轨”这一事实早已被广泛接受,尽管大多数人还不是很赞同。对于很多人来说,去想象“人可以同意自己的伴侣与他人发生感情和(或)性关系”,似乎比想象出轨更让人感到不安,仿佛不忠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更重要的问题是要去审判在神圣的伴侣关系之外发生的性关系。

马里兰大学心理学系的迪伦·塞尔特曼博士(Dr. Dylan Selterman)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幸福的“机制(mechanics)”和人际关系。他还一直在研究人们对非单偶制的态度。他的研究起点是老式的、未经同意的那种非单偶制:出轨。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克雷格·约瑟夫(Craig Joseph)、杰西·格雷厄姆(Jesse Graham)、塞纳·科勒瓦(Sena Koleva)和拉维·艾耶(Ravi Iyer)等人提出了一种被称为“道德基石理论”的观点,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从广义上讲,他们认为道德判断和选择是在五个主轴上做出的:

关爱VS伤害

  • 公平性和相称性(proportionality)VS 舞弊

  • 对团体的忠诚 VS 背叛

  • 尊重和权威 VS 颠覆

  • 神圣和纯洁 VS 堕落

海特随之提出了第六个参数:

  • 自由VS压迫

塞尔特曼博士强烈地意识到,人们对 CNM 的许多疑虑都源于对神圣性和纯洁性的感觉。

我们给人们提供了一些小传(vignettes),也就是故事,描述了一个出轨的角色和一个没有出轨的对照组。然后在这两种情况下,这段关系都结束了。因此,被欺骗的伴侣其实没有受到实际的伤害,因为无论哪种情况,他们的关系都会结束。但人们仍然认为出轨是不对的,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觉得出轨更恶心、更不纯洁、更不忠诚——而非因为出轨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认为,很多人会基于社会规范来评判非单偶关系,而这就是他们的底层逻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非单偶制并不一定有害,但它不纯洁、有辱人品、不符合上面所说的“纯洁与神圣”这一基石。在一些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一结果对于各种意识形态的人群都很一致。因此,我们又在一项实验中测试了政治观点。保守派对这种行为的批判倾向于更为普遍。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结果所显示的模式pattern)是一样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认为不忠是错误的,(对双方而言)构成这种错误的理由是不纯洁而不是伤害。

艾米-摩尔斯(Amy Moors),加利福尼亚州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心理学助理教授,美国心理学会“合意非单偶制委员会”联合主席,是一位女权主义研究者,广泛研究了人们对共识非单偶制关系的态度。

我经常思考权力的内在运行机制,为什么事物是这样设定的,哪些人的声音处于边缘,哪些人在沉默,以及如何创造包容和社会变革。这就是我在这些领域中的运作方式。作为学者,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学术取向。因此,我对此思考很多。你只要想一想,我们人类在世界上做自己的事情时,爱与亲密是大多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寻找性爱的亲密,寻找浪漫爱情——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做这些事。然而在媒体中,甚至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尤其是在心理学领域,被人们重视的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单偶制。因此,当你把二人伴侣关系和单偶关系视为一种理想,并且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种情况甚至在立法上也有所体现,那就是婚姻制度。婚姻在历史上是为同时满足白人、同一宗教、异性恋这三者的人而设立的,只是后来随着时代变迁产生了变化。我们不断强化对单偶制的理想化。尽管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建立关系或不建立关系。

她的研究结果非常引人入胜。在她的一项研究中,她创造了两个处于关系中的角色,丹和萨拉。

丹和莎拉有着,你知道吗,很好的职业,很无聊的爱好。他们在一起好几年了。他们是单偶关系。他们很享受这段感情。

到目前为止确实无聊。然后,艾米发明了另一对情侣:反物质莎拉和丹(想想 60 年代的《星际迷航》)。

莎拉和丹有着同样的职业,同样无聊的爱好,他们非常喜欢对方,但他们是合意的非单偶关系。

哦,天哪。我看到麻烦就要来了。

所以,我们让人们评价,比如你觉得丹和莎拉怎么样;你觉得他们的关系如何?他们相互信任吗?他们孤独吗?他们传播性传播疾病吗?他们幸福吗?他们是否可靠,是否按时纳税?等等……比如,告诉我你对莎拉和丹的看法?

你知道吗,艾米,我现在希望你没问那些问题了。

当丹和莎拉处于单偶制关系中时,人们对他们的评价,非常非常正面。在这两个小故事中,单偶制或合意非单偶制只是一个词的变化。他们真的很喜欢单偶制下的丹和莎拉;他们很快乐,很安全,绝对不会传播疾病。他们真的很会按时交税。但当一群人读到莎拉和丹是合意非单偶关系时,他们就会被视为不道德、坏公民、关系质量最差的人。

唉。

现在,当你想想我们是如何用 1 到 7 来给这些事情打分的,1 代表完全不值得信任,7 代表非常值得信任,人们给单偶制关系平均能打到 7 分,而给合意非单偶关系的打分接近 1 分。所以很明显,这个效应值4(effect size)非常大,基本上是人们对这两种关系的态度的双模式分布。

而这非常不寻常。

对吧?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这非常特别。这些小故事都是假想出来的。变的只有一个词。所以,你可以真正感受到这种直观的……或者说,至少是跟合意非单偶关系有关的一些污名。

摩尔斯说,这是她在研究生涯中见过最大的效应值(即造成 A 与 B 之间的巨大差异)之一。研究小组将这项研究复制了 12 次,向一组受访者展示了一组单偶制档案,向另一组不同但构成相似的受访者展示了第二组非单偶制档案。莎拉和丹并不孤单。摩尔斯偶然发现了一个在公众心目中彻底败坏名声的万无一失的方法:自愿成为一个非单偶人。这就像氪石。如果你入侵邻国(普京)、到处挥舞核弹(金正恩)、击落客机(伊朗/俄罗斯,据称/美国海军),你都有可能逃脱惩罚。但是与多人恋爱和(或)自愿发生性关系,在多数人的道德观念里,你就完蛋了。

凯莉·詹金斯(Carrie Jenkins)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爱是什么:又可能是什么》(What Love Is: And What It Could Be)一书的作者。她认为,我们被社会评判的标准是“如何应对来自单偶制的难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单偶制的理想实际上已经走入了绝路。

这实际上已成为我们所理解的“好的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生活应该包括一个置于中央的浪漫关系;只能有一个,而且理想情况下,这个关系应该是永恒的。理想中,这个人应该是你的一切。他们应该是你的爱人、最好的朋友、知己、同谋,和你一起洗衣服、一起玩大富翁或者一起做其他任何事情。这个人应该真的就是你的全部。这种对“好的浪漫关系”的愿景已经扩展到我们对“好的生活”和“好人”的理解。一个足够好的人,是过着美好生活的人,这种生活也包括要有一段那种关系。

(我必须承认,当詹金斯提到大富翁时,这幅单偶关系的幸福画面,在我这里彻底崩塌了。我可以接受人们有终身的、充实的、灵魂伴侣般的关系,但一起玩大富翁之后还能彼此喜欢?我仍然持怀疑态度。)

詹金斯得出结论,这个世界可以分为两种人:扮演幸福情侣的人,以及,其余所有人。

……不仅仅是(那些实践)非单偶制(的人),还有选择单身生活的人。有意识地搞连环单偶制的人。任何在建立关系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结束日期的人。任何打破“永久的、单偶的性爱和浪漫关系”正统剧本的人。这其中还包括选择无性关系的人,还有那种不把生活整体打包给恋爱伴侣,而是更愿意跟一个庞大的人际网络生活在一起,例如朋友,家人,之类的——基本上,这个阵营中的每个人都被降到了次要地位,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被推崇到了极致。在这一点上,它不再只是关乎于你为谁戴上结婚戒指,或你与谁发生性关系或者别的什么。实际上,这关系到你是否是一个好人。这也解释了这些批评背后的热度。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实际上在探讨人类该怎么存在这样的话题了,关于人们如何思考生活,以及什么才是美好的人生。

想想看,对某些人来说,这包括玩大富翁!有没有可能是人们怨恨resent)和单偶制(以及大富翁5)作斗争,怨恨一辈子都要自我否定,怨恨“在大多数关系中欲望轨迹会下行”这句话在生活中真的是事实,怨恨自己看到了那些偏离规则、摆脱社会约束的人,并怨恨别人能做出自由的选择,因为自己可能没办法像他们那样生活?

我们知道,很多文化里都有“我受过苦,为什么你不用吃苦?”这一元素——并不是明确地表述出来,而是呈现为一种标准或理想被呈现,必须被捍卫而不是颠覆。

塞尔特曼发现,这种对人际关系“纯洁性”的关切,似乎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光谱上,这一点非常吸引人。如前所述,其他研究指出,保守派对厌恶的反应要比那些被美国人称为“自由派”的人强烈得多6。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点也存在争议,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对于不涉及政治的假设,如“抚摸患有皮肤病的猫会让我感到厌恶”,厌恶反应在不同的价值观中是均匀分布的7

那么,对 CNM 的负面反应是由于害怕社会规范受到玷污吗?还是担心疾病传播造成字面意义上的污染?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我注意到一件事:当社会保守派机构发布有关性的消息时,他们似乎经常把重点放在怀孕和染病的风险上(有时,在美国的学校课程中,还配有直白而令人不快的彩色照片),而不去关注愉悦、满足(fulfillment)、亲密和爱。

然而,塞尔特曼似乎倾向于认为人们是在捍卫社会规范,而不是刚刚所说的“玷污理论”。

除了人们选择在自己的关系中做什么之外,他们也担心社会上其他人的指责和评判。有研究表明,当人们对情感关系有了这种规范性的看法——认为情感关系就应该是单偶制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向于执行这种规范。比如,如果我的邻居是非单偶的关系,一般来说这不会影响到我,但研究表明,人们非常倾向于去保护他们认为是规范的关系模式;在人们对婚姻平等的消极态度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尽管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近年来。

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那些还在与自己的身份搏斗的人,对于那些让他们直面自己矛盾特质的刺激,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凯莉·詹金斯(Carrie Jenkins)认为,这些因素推动了对合意非单偶关系的一部分敌意。

那些研究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经常会告诉你,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他们会对别人身上的某种特质做出强烈或消极的反应,而这种特质往往是他们自己有却不愿承认、或者希望自己没有、或者试图压抑的。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对于,比方说,一对公开的同性恋情侣手牵手走在街上——我想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有人对此做出非常消极的反应,那些发自肺腑的、甚至可能带点儿暴力的反应,往往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恐惧,害怕自己有可能喜欢上同性。

不仅只有面对自己内心欲望的问题,还有自己没有选择更真实的道路,或者压根就没得选的问题。

有些人觉得单偶制很容易。但我也相信有很多人不这么认为。我怀疑这些人就是被悬着的胡萝卜缠住了。比方说,当胡萝卜吊在一个人面前时,这个人已经有了一段坚定的单偶婚姻,他们有各种牵绊——房子、房贷、孩子,等等,一切都为生活做好了准备——然后他们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现在他们面对的问题是:“我当时应当做出不同的选择吗?我那时会希望自己选择另一条道路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因为这真的会毁掉他们的生活。

因此,现在人们怀疑答案可能是:“是的,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另一条路”,而且也知道现在这不可能实现了,除非你真的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冒着失掉一切、毁掉一切的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和加剧了这些辩论的热度。

但是,即使对非单偶制的偏见有一部分来自于害怕面对被压抑的自己,甚至仅仅来自于对自由人的嫉妒,我们也会发现,即使我们看到,合意非单偶制,作为一种生活模式,已经在被更广泛地接受了,但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人中间,对字面意义的“污染”的恐惧可能会持续存在。

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未知的恐惧。在英国,对移民的恐惧在移民最少的社区中最为强烈。同样,对 LGBT 人群的偏见往往在与酷儿人群建立紧密联系后也维持不下去了。事实上,美国共和党政治家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罗布·波特曼(Rob Portman)都加入了呼吁同性婚姻的行列;他们都有处于同性关系中的孩子。一旦经验表明污染不会发生,拥有同性恋邻居不会促使异性恋者变成同性恋者,疾病不会爆发——或者在社区中有非洲或亚洲裔人群不会导致犯罪或家庭破裂——这些恐惧往往会消散。话又说回来,如果社群中有同性恋或非单偶人群,可能确实会说服那些经历同性吸引、或者曾被多人吸引的人,去接受更真实的自我。

对于在英国一所大学工作的以色列学者谢莉(Shelly)而言,开始质疑一种正统观念,让她也开始质疑其他正统观念。自从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结识了态度不同的新朋友,她从在老家就开始的质疑进程也大大加速了。

我认为,当你明白自己行事的方式来自于社会的建构时,就到了一个突破的时刻。因为这是你被教导的正确方式,也是你长期以来所接受的观念。

当你说出“哦,被建构的不止这一件事吧”,突然间,你就会开始对生活的其他方面提出这样的问题。发生在我身上的其中一个领域是政治,你会越来越多地问自己,“哦,好吧,我所知道的这套叙事也是被灌输进来的”。具体来说,在我的案例中,这就像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叙事。我一直在听别人讲故事,我在学校里一直被灌输这些东西,每件事都有特定的表达方式,这是我听到这些事情的唯一方式。我们能换个角度看问题吗?当然可以!离你所处的位置走远一步,就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还生活在原来的地方,可能我的非单偶制之旅就不会那么容易。因此,能够离开这里,重新塑造自己,就给了你这样做的机会。

也许这一部分也是让人害怕的:一旦人们开始质疑一件事,他们就会开始质疑另一件事,而非单偶制可能会成为通往其他非传统思维方式的大门。看看LGBT群体,他们曾经是非传统的代名词,是容纳有创造力者、自由思考者、非正统者和被排斥者的港湾;看看他们试图拉拢收编这个群体的做法吧,真是因吹丝汀。一旦人们广泛接受了“同性恋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取向”这一观点,人们的态度就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更多地谈论粉红经济,似乎一些 LGBT 人群,尤其是成功的、无子女的(更不用说白人)男女同性恋者,拥有可观的可支配收入,这可能会引起主流广告商的兴趣,从而把边缘化群体穷人所缺乏的合法性赋予他们。有人认为,支持同性婚姻的人不仅包括那些真诚希望尊重 LGBT 平权的人,也包括那些希望强行让同性恋群体变得光明正大,并抹杀其臭名昭著的非单偶文化的人,这一点在美国的保守派圈子里是明确表达了出来的。

毕竟,LGBT / 同性恋群体,尤其是双性恋者,是非单偶关系和非单偶文化的先驱。玛克辛(Maxine)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英国插画家,她本人也是双性恋者,她认为同性恋文化在英国 CNM 领域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多数双性恋者与特定性别的某一个人维持单偶关系,但在双性恋社区中,确实有一些人开始质疑单一伴侣制,并因此发展出一种超出那种模式的文化。我发现,与美国的多边关系圈子相比,英国的多边关系圈子非常有趣。曾有个美国人跟我说:“你知道吗,美国的圈子非常以伴侣为中心,非常异性恋规范;整天搞些‘独角兽狩猎8。”我认为最近在英国的圈子里也在发生这种事,但当我开始组织 Polyday 时,我们曾收到异性恋伴侣的投诉,认为这里太过于酷儿,他们无法应对。

人们在道德评判的语言上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而且往往带有浓厚的性别色彩。最负面的词汇绝大多数都适用于女性。而 “种马(stud)”或“花花公子(playboy)”等词语更常用于形容男性,而且可以说这些词还暗含了一些尊重、钦佩,甚至是嫉妒的言外之意。

一些人试图重新开发这类语言,其中最著名的是“荡妇(slut)”。多西·伊斯顿(Dossie Easton)和珍妮特·哈迪(Janet Hardy)在 1997 年出版的《道德浪女》9(The Ethical Slut)一书,是关于非单偶制的开创性出版物。该书有意地使用slut这个词,同时主张在单偶制的束缚之外探索自己的性存在。还有人建议重新使用其他词语。中国学者朱静姝(原书使用的是其英文名Jess Zhu——译注)将“渣男/渣女10(cheater)”作为另一个候选词,不过这个词本身也不是很能站得住脚。荡妇slut)这个词涵盖了滥交的含义,而许多非单偶制者对此是接受的。而cheater在英语中则有着不诚实和背叛的意思,这似乎与合意非单偶制的精神背道而驰。不过,本意是好的嘛。正如非单偶制者创造的术语让人们得以对情感关系和性进行不同的讨论一样,我们所继承的那些术语也充满了负面含义,把人们关进了围城里。

我们周围那些未被言说的观念,会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我们的假设、思维和行动,被这些观念塑造了形状,其束缚之深,到了质疑它们就像是质疑宇宙法则的程度。当一个人生活在一种文化中时,这种文化几乎不可避免地如此无处不在,如此无所不包,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立足点,让人能够站上去,以更客观的视角来看待和思考它。这就好比一个人光靠指尖就想悬挂在陡峭的岩壁上那样困难。

但“只能有一个全能的恋爱伴侣”的想法,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晚近的概念。回到两百年前,许多婚姻主要是经济或家庭联盟。再往前走,婚姻主要是为了生存和繁衍,繁衍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自己年老时孩子能照顾自己。那时,一个男人可能有一个妻子,但与他的好兄弟(comrades)之间有更亲密、更重要的关系。

西方社会曾经认为,男性会经常在外寻求其他性伴侣,这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女性可能会很开心地和朋友或女性亲属一起享受生活,而她的丈夫偶尔出现,提供经济支持,有时给予爱,有时虽然烦人但也能忍受,有时则是个让人头疼的大麻烦。

梅根-约翰·巴克表示,大家本来都适应的这种调和方案,在西方因二十世纪的动荡而陷入混乱。

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库兹特(Stephanie Coonzt)认为,(现代浪漫的二元)关系观实际上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明的,部分原因是妇女在战争中从事了大量的(产业)工作,然后又不想回去(做家庭主妇)。于是,我们开始创造出所有这些虚假的性别差异,以及基于核心家庭夫妻模式的浪漫爱情(意识形态)。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目前的模式是否是试图将美国和欧洲重置到一二战给社会带来根本变化之前的状态?

我认为是的。显然,要让发展到那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能够运作起来,就需要妇女在家里无偿工作。因此,我们向(在战争中工作过的)女性兜售这样一种观念:为男人工作,繁衍后代,通过生孩子来增加劳动力,这是一件超级浪漫、愉悦的事情。你现在可以在言情小说中看到类似的内容。

但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崩溃。女性被重新吸引到劳动力的队伍中,有时是出于对职业和自我实现的渴望,更常见的是出于经济上的必要性。最初,女性填补了劳动力市场的短缺。然而,随着 20 世纪的推移,双收入家庭成为常态,物价也随之发生变化,以至于人们发现仅靠一个人的收入无法负担某些基本生活必需品,如住房。随着欧洲各地的房价持续上涨,以至于千禧一代甚至没办法考虑和伴侣一起买房,除了金融和法律之类的高薪行业外,共享住宿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出生率下降。“一家人(household)”的概念开始与七十年代的标准——一对夫妻和 2.4 个孩子——大相径庭。未来的“家庭”会不会像现在拥挤的居住状况一样——多个成年人和若干儿童,住在一套房产里?

在这些经济趋势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多地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关系结构问题。这是艾米·摩尔斯一直在关注的事情。

我曾做过一项研究,观察人们在谷歌上搜索什么。谷歌是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流网络浏览器11。这也是一个匿名的环境,对于那些不适合去问熟人的话题,我们在这里分享自己的东西,并查找需要的信息。因此,要了解公众的想法或时代精神,这是一个很酷的环境。因此,我查看了过去十年间人们搜索的与多边关系、开放式关系和换偶相关的内容。(结果是)有这些:“什么是多边关系?”“如何开放我的婚姻?”“我怎样才能参与换偶活动?”我发现,在过去十年中,与多边关系和开放式关系相关的搜索量明显增加,逐年上升,有些年份还出现了非常大的峰值,比如在 2012 年,ShowTime 系列节目《多边关系:已婚,仍在约会》(Polyamory: Married and Dating)播出时,搜索量增加了 59%。

有这种趋势吗?有可能。我总是不轻易下结论,因为如果你研究的是单个的时间段,有些转变看似是一去不回,但实际上它属于一个长周期,后面会有反转。1890年代是欧洲的放荡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潮女郎12和魏玛时代13那些天天泡夜总会的人,以及 60 和 70 年代的嬉皮士,可能都对性抱有更自由的态度。但是,那些曾在一战、30 年代法西斯主义、50 年代的循规蹈矩和80年代的艾滋病恐慌中吃过苦头的这几代人却并非如此。

然而,我们现在的情况似乎表明,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态度更加宽松,玛瓦尔甚至在雅加达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开始多边恋的时候,这很不常见。在这段关系中,亚当和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每当我们约会,我们向别人解释我们是多角恋时,他们都会退却。这让他们觉得没法跟我们处下去。但最近两年,我觉得人们已经跟上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多边关系,或者他们曾经有过多边的关系,或者基本上算得上是在探索非单偶的关系。

即便如此,在爪哇这样保守的文化中,非单偶制的人或多或少都要秘密地行事。这是因为有了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媒体,就像 Tinder 这样的约会软件塑造了约会方式一样。

梅根-约翰·巴克表示,划分单偶制和非单偶制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困难。

(它们)已经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几乎毫无意义。如今,很多人的恋爱关系都是通过“勾搭”、通过手机app、通过福利朋友(friends with benefits)等方法来实现的。就好像,我们该把这些东西放在单偶制,还是非单偶制?即使是单偶关系(其中多数表现为连续的单偶制)其中往往会有婚外情和不忠行为,因此是秘密的非单偶制;同样,你是把秘密的非单偶制放在单偶制一侧,因为它假装是单偶制,还是把它放在非单偶制一侧?

你知道的,事物的界限会变化。有一些过渡区域:比如“不问不说”。当然,也有一些非单偶制的版本,在这些版本中,即使人们说自己是公开的非单偶关系,他们的行为也并不道德。你知道的,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在人际关系中中都背负着什么,也没有在这种更广泛的、不重视同意的文化中,完全带着同意行事。那么,分界线在哪里?道德上的非单偶制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行深入探讨。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人们反对合意非单偶制的一些论点。


  1. 本段译文来自《常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译者蒋漫。

  2. ‘Love Is Not a State of Permanent Enthusiasm; an interview with Esther Perel’, The New Yorker, 9 Dec 2018.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new-yorker-interview/love-is-not-a-permanent-state-of-enthusiasm-an-interview-with-esther-perel

  3. 香草味是最平凡的口味,因此香草(vanilla)一词已经延伸出了“普通、毫无特色”的引申义。

  4. 统计学术语,指的是一个效应的强度(量化后的数值)。效应值实际的统计量包括了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不同处理间平均值的差异……等等。无论哪种效应值,其绝对值越大表示效应越强,也就是现象越明显。

  5. 这里有一个文字游戏,单偶制是monogamy,大富翁游戏是Monopoly。

  6. ‘Disgust Sensitivity, Political Conservatism, and Voting’, Yoel Inbar, David Pizarro, Ravi Iyer, Jonathan Haid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6 Dec 2011. Also, ‘Nonpolitical Images Evoke Neural Predictors of Political Ideology’, Woo-Young Ahn, Kenneth T. Kishida, Xiaosi Gu, Terry Lohrenz, Ann Harvey, John R. Alford, Kevin B. Smith, Gideon Yaffe, John R. Hibbing, Peter Dayan, & P. Read Montague, Current Biology, 17 Nov 2014.

  7. 原书注释:显然,如果你想让人们感到强烈的厌恶,介绍自己时就说“我是搞合意非单偶关系的,而且我一直在抚摸一只皮肤病的猫”,就可以触发反应了。

  8. 独角兽狩猎,即unicorn hunting,指的是一对异性恋情侣外出寻找一个第三人来寻欢作乐,通常是寻找一名双性恋女性,但也有寻找男性的(此时原关系中的男性做0)。因为独角兽是传说中的神奇生物,因此“狩猎独角兽”也有不切实际地寻找完美的人的意思。

  9. 直译为“符合伦理的荡妇”。“道德浪女”是该书台译本的书名,其中“浪女”为自创词,充分体现出港台译者的发明创造能力。该书有全新的简中译本(译者也是我),可以到libgen和zlibrary下载。

  10. 讲实话,我不知道Jess Zhu用的中文词是什么,所以只能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来猜测了。国内poly圈子还太分散了,唉……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她原本说给本书作者听的就是英语词cheater?

  11. 原文如此。实际上谷歌(Google)是搜索引擎,Chrome是浏览器。

  12. 原文“flappers”。特指1920年代的那种穿着和行为都非常摩登、不受传统拘束的女性。

  13. 指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年至1933年。这里其实指的也是20年代,因为原文是“… and the denizens of the Weimar-era cabarets in the 1920s”。